手術竟然成功了！教授總結出重要原因……

古今中外，沒有一個醫生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治癒所有患者。雖然如此，絕大多數醫生都在追求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，以期治癒更多患者。但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，當遇到極其複雜疑難病症之時，往前走的每一步，都與風險相伴，在這種時刻，醫生最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。

作者：郭樹忠

來源：郭樹忠微博

這是十幾年前的一件事。

昆明的一位同道陪我去雲南的德宏州——一個很偏僻的少數民族自治州旅遊。事先我們聯繫到了當地醫院的一個骨科主任，請他幫我們安排在當地的行程。但當我抵達德宏時，他正在忙著準備上一台截肢手術。

那時候我在雲南的同行中已經有一些名氣了，因為那個即將被截肢的病人是這個骨科主任的親戚，所以他在最後時刻想到了我，想看看我有沒有辦法幫助他的親戚把腳保住。

他當時很無奈地對我說：「郭教授，我們是實在沒辦法了。不截肢，傷口就長不上，一直換藥的話農民家庭也承受不起。可如果截了，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勞動了。您能不能給會診一下，看有沒有可能把他的腳保下來。」

我原本是要去旅遊的，他這麼一提，出於醫生的責任心，我說那就去看看。

患者是當地的一個農民，30多歲，是家裏的主要勞動力。因為一起車禍，車輪從他的腳背上碾了過去，一隻腳背上所有的皮肉全沒了，骨頭外露。按照當地醫院的技術水平，要想避免繼發感染，保住患者的命，這隻腳隻能截掉。

這個患者的情況，對於我來說其實並不算很複雜，如果是在西安我原先工作的醫院，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保住這隻腳。

但這是一個地處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醫院，醫療條件特別差，手術必要的軟硬件條件都沒有，我對於要不要做這個手術非常猶豫。而患者家屬知道我有可能幫忙把腳保住，非常激動，再三提出讓我來試一試，他們表示做不成功再截肢也不遲。

對於我來說，我是來旅遊的，並不是這裏的醫生，這個患者也不在我的責任範圍，我完全可以拒絕。更何況在這種就醫環境下，做這個手術是要冒險的。可是，我深知一隻腳對於一個農民和他的家庭來說有多麼重要。

這個手術的方法是從患者背上取一塊帶血管的皮膚和皮下組織（醫學上叫遊離皮瓣），轉移到腳上，將腳背的傷口補起來，方法已經很成熟，我平時做這樣的手術把握也比較大。但是做這個手術需要兩個基本條件：

第一，需要顯微鏡。這屬於顯微外科，因為血管隻有一兩個毫米，我必須把血管吻合、接通。

第二，我需要一個助手，顯微外科手術一個人做是很難的，而且對於醫生的技術要求很高，需要特別穩的操作，手稍微一動，在顯微鏡下就已經偏移很遠了。這類似於在米粒上雕字的技術，雖然我可以控製很好，但如果助手的線牽不好，手術也是沒法做的。

這個骨科主任當時就對我說：「教授，這個容易，我這兒有一個醫生在上海進修過，上過一些斷指再植的手術，可以當您的助手。」

我說好，人的問題解決了，再去看顯微鏡。

我看到的顯微鏡，上麵全是灰塵，銹跡斑斑。最關鍵的問題是，這個顯微鏡不是整形外科用的，而是眼科用的。如果助手和我同台手術的話，我們需要對麵操作，需要的是180度的顯微鏡，助手牽拉，我縫血管。但這個顯微鏡的主刀與助手鏡頭是90度，無法實現兩人同步操作。

而最讓我感到絕望的是鏡頭下的視野很模糊，這是一台老掉牙的國產眼科用顯微鏡。

看到這個顯微鏡的一瞬間，我就明確地知道，如果我要做這個手術，意味著沒有助手，「孤軍奮戰」，並且是用最差的顯微鏡做手術。

手術的器械也非常差，很大一部分都經久未用，生了銹，而且是從其他科室東拚西湊湊來的。

沒有助手，眼科的一台老舊的顯微鏡，器械很差，就是我當時麵臨的狀況。

我當時在想：這不就像是戰地醫院嗎，我的身份就是軍醫，現在是在戰場上，就隻有這個條件。這隻腳已經準備截了，家屬也簽字同意了，雖然手術條件差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，但如果我成功了，把他的腳給救回來，這該多好！

抱著這樣的念頭，我上了手術台。

背上取皮瓣對於我來說是輕車熟路，很容易，取了皮瓣之後，我就自己一個人開始縫血管，一條動脈兩條靜脈，一共三條血管，每條血管要縫合十餘針，要把一個多毫米的血管都縫通皮瓣才能成活。

一個人在一台破舊的顯微鏡下操作，手術器械又不順手，那種感覺真是糟糕透頂了。

好在術前家屬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讓我「死馬當活馬醫」，並在病人的眼神裏看到了對我的無限期望。帶著這樣複雜的心情，手術竟然做成功了，我用了大半天的時間在這個偏僻的衛生院裏救了一個人的一隻腳。

患者的家屬非常高興，骨科主任也很激動，因為這個自治州還從沒有開展過這種手術，等於說因為我的這次「旅遊」，這個州有了第一台成功的顯微外科手術。

我走的時候，骨科主任給我寫了封感謝信，他後來拿著這台手術的案例在州上報了一個科技進步獎。

我決定做這台手術，是出於醫生的一種天然的責任心。遇到這種情況，就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去幫患者一把。對我來說，這其實是舉手之勞，五六個小時，我可以出去看風景，我也可以把時間用在手術室裏。但我的一個簡單選擇，卻能給患者以及其家庭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但責任心之外，另外一個讓我義無反顧去做這台手術的原因，是患者及家屬對我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。

雖然我平時做顯微外科血管接通的比率在97％~98％左右，在世界上已經算很高的了，但因為當時條件很惡劣，做這個手術之前，失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。患者家屬當時的態度是：「醫生你盡最大努力去救一救，就算失敗了，我們也不怪您。最壞的結果就是截肢，我們本來已經準備截了。」

這才是我輕鬆上陣，放手一搏的最大精神支持。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醫生站在手術台前有100％的把握，我也做不到。

從業30多年，做了數萬例的整形外科手術，我在耳再造領域的技術和經驗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數得上的。偶爾也會有小耳患者的家長問我：「郭教授，你能不能保證手術100％成功？」這時就把我逼到了牆角，我說：「我沒有辦法保證，我是人，不是神，你可以做出選擇。」

我希望患者明白的是，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，醫院裏醫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最後依然沒能把病人成功救回的事情很常見。但是如果醫生不努力，那麼患者隻能是去麵對最壞的結果。

社會要對醫生有更加寬容的態度，要相信醫生們是在努力地救死扶傷。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裏告誡醫生，要有道德、對病人要有人文關懷。但說到底這一切完全是醫生髮自內心，自主來決定的。

麵對一台疑難複雜手術，所有的決定權在於醫生自己，醫生可以拒絕，也可以選擇拚盡全力去搏一把。醫生的勇氣，除了來自於對醫術的自信，更多的是來源於患者的信任和支持。對於我來說，在一次又一次的麵對疑難複雜手術之時，正是患者的信任支撐著我選擇了勇敢地往前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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