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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竟然成功了!教授總結出重要原因……

作者:Cassie 發表日期:04 分類:

古今中外,沒有一個醫生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治癒所有患者。雖然如此,絕大多數醫生都在追求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,以期治癒更多患者。但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,當遇到極其複雜疑難病症之時,往前走的每一步,都與風險相伴,在這種時刻,醫生最需要的就是患者的信任。

作者:郭樹忠

來源:郭樹忠微博

這是十幾年前的一件事。

昆明的一位同道陪我去雲南的德宏州——一個很偏僻的少數民族自治州旅遊。事先我們聯繫到了當地醫院的一個骨科主任,請他幫我們安排在當地的行程。但當我抵達德宏時,他正在忙着準備上一台截肢手術。

那時候我在雲南的同行中已經有一些名氣了,因為那個即將被截肢的病人是這個骨科主任的親戚,所以他在最後時刻想到了我,想看看我有沒有辦法幫助他的親戚把腳保住。

他當時很無奈地對我說:「郭教授,我們是實在沒辦法了。不截肢,傷口就長不上,一直換藥的話農民家庭也承受不起。可如果截了,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勞動了。您能不能給會診一下,看有沒有可能把他的腳保下來。」

我原本是要去旅遊的,他這麼一提,出於醫生的責任心,我說那就去看看。

患者是當地的一個農民,30多歲,是家裏的主要勞動力。因為一起車禍,車輪從他的腳背上碾了過去,一隻腳背上所有的皮肉全沒了,骨頭外露。按照當地醫院的技術水平,要想避免繼發感染,保住患者的命,這隻腳只能截掉。

這個患者的情況,對於我來說其實並不算很複雜,如果是在西安我原先工作的醫院,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保住這隻腳。

但這是一個地處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的醫院,醫療條件特別差,手術必要的軟硬件條件都沒有,我對於要不要做這個手術非常猶豫。而患者家屬知道我有可能幫忙把腳保住,非常激動,再三提出讓我來試一試,他們表示做不成功再截肢也不遲。

對於我來說,我是來旅遊的,並不是這裏的醫生,這個患者也不在我的責任範圍,我完全可以拒絕。更何況在這種就醫環境下,做這個手術是要冒險的。可是,我深知一隻腳對於一個農民和他的家庭來說有多麼重要。

這個手術的方法是從患者背上取一塊帶血管的皮膚和皮下組織(醫學上叫游離皮瓣),轉移到腳上,將腳背的傷口補起來,方法已經很成熟,我平時做這樣的手術把握也比較大。但是做這個手術需要兩個基本條件:

第一,需要顯微鏡。這屬於顯微外科,因為血管只有一兩個毫米,我必須把血管吻合、接通。

第二,我需要一個助手,顯微外科手術一個人做是很難的,而且對於醫生的技術要求很高,需要特別穩的操作,手稍微一動,在顯微鏡下就已經偏移很遠了。這類似於在米粒上雕字的技術,雖然我可以控制很好,但如果助手的線牽不好,手術也是沒法做的。

這個骨科主任當時就對我說:「教授,這個容易,我這兒有一個醫生在上海進修過,上過一些斷指再植的手術,可以當您的助手。」

我說好,人的問題解決了,再去看顯微鏡。

我看到的顯微鏡,上面全是灰塵,銹跡斑斑。最關鍵的問題是,這個顯微鏡不是整形外科用的,而是眼科用的。如果助手和我同台手術的話,我們需要對面操作,需要的是180度的顯微鏡,助手牽拉,我縫血管。但這個顯微鏡的主刀與助手鏡頭是90度,無法實現兩人同步操作。

而最讓我感到絕望的是鏡頭下的視野很模糊,這是一台老掉牙的國產眼科用顯微鏡。

看到這個顯微鏡的一瞬間,我就明確地知道,如果我要做這個手術,意味着沒有助手,「孤軍奮戰」,並且是用最差的顯微鏡做手術。

手術的器械也非常差,很大一部分都經久未用,生了銹,而且是從其他科室東拼西湊湊來的。

沒有助手,眼科的一台老舊的顯微鏡,器械很差,就是我當時面臨的狀況。

我當時在想:這不就像是戰地醫院嗎,我的身份就是軍醫,現在是在戰場上,就只有這個條件。這隻腳已經準備截了,家屬也簽字同意了,雖然手術條件差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,但如果我成功了,把他的腳給救回來,這該多好!

抱着這樣的念頭,我上了手術台。

背上取皮瓣對於我來說是輕車熟路,很容易,取了皮瓣之後,我就自己一個人開始縫血管,一條動脈兩條靜脈,一共三條血管,每條血管要縫合十餘針,要把一個多毫米的血管都縫通皮瓣才能成活。

一個人在一台破舊的顯微鏡下操作,手術器械又不順手,那種感覺真是糟糕透頂了。

好在術前家屬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讓我「死馬當活馬醫」,並在病人的眼神里看到了對我的無限期望。帶着這樣複雜的心情,手術竟然做成功了,我用了大半天的時間在這個偏僻的衛生院裏救了一個人的一隻腳。

患者的家屬非常高興,骨科主任也很激動,因為這個自治州還從沒有開展過這種手術,等於說因為我的這次「旅遊」,這個州有了第一台成功的顯微外科手術。

我走的時候,骨科主任給我寫了封感謝信,他後來拿着這台手術的案例在州上報了一個科技進步獎。

我決定做這台手術,是出於醫生的一種天然的責任心。遇到這種情況,就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去幫患者一把。對我來說,這其實是舉手之勞,五六個小時,我可以出去看風景,我也可以把時間用在手術室里。但我的一個簡單選擇,卻能給患者以及其家庭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但責任心之外,另外一個讓我義無反顧去做這台手術的原因,是患者及家屬對我無條件的信任與支持。

雖然我平時做顯微外科血管接通的比率在97%~98%左右,在世界上已經算很高的了,但因為當時條件很惡劣,做這個手術之前,失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。患者家屬當時的態度是:「醫生你盡最大努力去救一救,就算失敗了,我們也不怪您。最壞的結果就是截肢,我們本來已經準備截了。」

這才是我輕鬆上陣,放手一搏的最大精神支持。因為沒有任何一個醫生站在手術台前有100%的把握,我也做不到。

從業30多年,做了數萬例的整形外科手術,我在耳再造領域的技術和經驗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數得上的。偶爾也會有小耳患者的家長問我:「郭教授,你能不能保證手術100%成功?」這時就把我逼到了牆角,我說:「我沒有辦法保證,我是人,不是神,你可以做出選擇。」

我希望患者明白的是,醫學天然就是一門有遺憾的科學,醫院裏醫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,最後依然沒能把病人成功救回的事情很常見。但是如果醫生不努力,那麼患者只能是去面對最壞的結果。

社會要對醫生有更加寬容的態度,要相信醫生們是在努力地救死扶傷。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里告誡醫生,要有道德、對病人要有人文關懷。但說到底這一切完全是醫生髮自內心,自主來決定的。

面對一台疑難複雜手術,所有的決定權在於醫生自己,醫生可以拒絕,也可以選擇拼盡全力去搏一把。醫生的勇氣,除了來自於對醫術的自信,更多的是來源於患者的信任和支持。對於我來說,在一次又一次的面對疑難複雜手術之時,正是患者的信任支撐着我選擇了勇敢地往前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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